体验艰辛工作，点赞奉献精神

走，跟水下考古队出海去……

在甲板上吃午饭

出水

核心提示

当下，福建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年5月下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进驻平潭，开展海坛海峡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正式启动了福建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水下文物普查工作，这标志着福建省在水下文物普查工作上走在了前列。

考古队在开展水下考古区域调查时工作常态是怎样的？日前，记者走访了福建水下考古（平潭）基地，并跟随水下考古队出海，身临其境体验了水下考古队的工作日常。

一

7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炎热。海坛海峡水下考古区域调查项目的水下考古队工作船正锚在海坛海峡某海域。

这是一艘中型的渔船，驾驶舱分为两层，空间紧凑。一层堆满了必备物资，厨房位于角落；二层是一间小小的办公间。舱内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甲板是渔船上唯一较大的空间，水下考古队的所有装备都搁在甲板上，队员们的活动区域也都在这儿，别无选择。

维修充气机 （受访者供图）

海上阳光常年十分强烈，正值三伏天，尤为如此。即使甲板上罩了一层黑色遮光布也不顶用，若不提前做好防晒措施，依然会把皮肤晒伤。海风大，可消消暑气，但吹久了会头疼，中暑是常有的情况。

中午时分，有水下考古队员从驾驶舱端出一口冒着热气的锅，锅里是刚煮好的面，这便是他们的午餐。

“中午如果上岸回基地休息，受限于涨潮落潮等自然规律，我们这艘船靠岸容易搁浅，所以得换乘小船，上岸后再换乘汽车。天气热，来回折腾，休息不到半小时，还不如一整天待在海上。”队员陈浩说。

陈浩来自陕西，身材高大健硕，已近知天命之年，目前任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队员们都唤他“陈队”。他满头大汗地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吃面，由于凳子的高度与他的身高落差过大，看起来就像直接坐在了甲板上。

从锅里盛出一碗面后，队员羊泽林在甲板上找了一张塑料椅坐下。他戴着一副墨镜，嘴里嚼着面，手里端着碗，若有所思地面朝大海。羊泽林穿着灰色短袖T恤，T恤之下有一截黑色防晒长袖。由于常年待在海上，脖子以下是原本肤色，面部却早已被晒成古铜色。渔船上，几乎每一名队员都这样，与常年在海上作业的渔民一样。

“有没有辣椒酱啊？”他向驾驶舱方向喊了一声。

很快，一瓶辣椒酱上“桌”了。饭桌是用渔船上可移动的脚踏板来凑数的。

“虽然也不是顿顿都吃辣，但有点辣味开胃，福建人的口味偏清淡。”羊泽林乐呵呵地往碗里倒了些辣椒酱。他是湖南人，没有哪顿饭是辣椒酱解决不了的。

公众通过镜头看到的羊泽林是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专家学者。其实，羊泽林一年中至少有200天都在户外奔走，队员们平日里都习惯叫他“羊院”。

“这会儿饱是饱了，不知道下午工作强度怎样。万一体力不支呢？到时就会想，怎么中午不多吃一碗？”说着，他又盛了一碗，“每天都好纠结。”

与陆地考古发掘工作不同，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受到水下特殊环境等因素影响，不仅要求考古队员具备高储备的专业知识和高水平的专业技能，还对他们的身体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针对海坛海峡水下考古区域调查工作，我们考古队这一次采取的是‘画格子’方式：物探船先对计划好的目标区域进行全面扫测，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可能埋藏水下文化遗存的疑点，再由水下考古队员对疑点挨个儿进行探摸确认。”羊泽林说。

“而且，今年我们水下考古队伍人员较少，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作为此次物探工作小组的组长，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原水下考古队员朱滨补充道。

“这点工作量，其实不算什么。”羊泽林轻描淡写地说道。

如今虽已40多岁，但好在身体壮实，多少工作量在羊泽林看来都难不倒他，那股从老一辈水下考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守护八闽文脉的热血，在他身上早已流淌多时。

二

28岁时“碗礁Ⅰ号”抢救性保护的那段经历，也让羊泽林刻骨铭心。

2005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一名渔民出海捕鱼。船行至平潭屿头岛附近海域时，他撒下渔网。待其拉网后，渔网里捕到的鱼不多，倒是“捕”到了不少瓷碗，多数碗的表面长满了海蛎，掰开海蛎后，里面是花纹精美的青花瓷碗。

“海里有宝物！”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疯狂的盗捞者。

每次想到这里，羊泽林都感到心痛不已。好在盗捞行为很快被依法制止了，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损害。

让羊泽林感到欣慰的是，水下考古队成功发现了一艘残长约13.5米、残宽约3米的木船残骸。那一次水下作业，他们将万余件珍贵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出水。

虽然海况复杂、暗礁繁多、风力强劲且台风频发，但碗礁所在的海坛海峡却是多数船只的海上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些因素让海坛海峡成了一座沉船众多的“水下文物博物馆”，这些水下遗址不仅年代序列完整，而且还拥有包括沉船、锚地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水下文化遗存，对探索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研究古代航海贸易等方面具有极大价值。

在甲板上午休

基于上述原因，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海坛海峡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早在2013年，海坛海峡就采用了保护区的概念，将海坛海峡水下文物埋藏丰富的约100平方公里海域，都划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我国2023年修订文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为了加强水下遗址的保护与活化利用，2016年，羊泽林率先提出在海坛海峡建设国家水下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在陆地上，我们国家在多个遗址上建设了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公园，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平潭海坛海峡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建设一处独具特色的国家水下考古遗址公园，将水下文物保护与活化展示利用有机结合起来？”羊泽林说，“这种方式应该能更好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为推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羊泽林始终在行动，除提出设想外，他从未离开过水下考古第一线，在可以下水的日子里带头坚持每日下水探摸，这份执着很难不让人动容。

三

水下考古是一项高危工作。

“潜水时如果不注意遵守相关规定，就会出现氮气泡压迫或血管栓塞症状，这就是减压病，也算潜水员的职业病吧。”陈浩说，“我们水下考古队每次项目结束，一般都会去医院高压氧科做减压保健。”

除职业病以外，水下考古队还面临很多未知挑战，海况、天气等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浪，就可能给水下考古队员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在茫茫大海中，队员和船员之间、队员之间彼此依靠、团结协作是顺利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重要前提。

安装北斗定位装置 （受访者供图）

因为，生命高于一切。

当一位队员穿戴好潜水装备入水，船上队员突然发现他手中拽着的引导绳另一端并未拴紧船，一齐喊道：“先抓住浮标，等一等你的潜伴！”

没过多久，他的潜伴也下海了，另拽了一根与船紧密联结的引导绳。他仰泳着，快速向浮标游去。直到同时拽住同一根引导绳，两人才一同缓缓潜入水中。

不论是征途还是归途，引导绳都是潜水员不可或缺的“安全绳”。

“假如起风了，水速变快了，就顺着引导绳回来。”船上一位水下考古队员说明了引导绳的作用，“你可以拉一拉手中的绳子示意对方，与潜伴进行无声交流。浮出水面后，如果太疲惫，你可拉紧手中的绳子，让船上的队友帮你拉绳，助你归队。”

水面水花渐小，他们入水渐深。船上，水下考古队员林立宪盯着浮标附近的水面动态，不时看一下时间。他是“90后”，我省最年轻的水下考古队员之一，漳州市龙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参加我国第九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参与了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发掘工作。

林立宪对着水下喇叭喊道：“陈浩，杨扬，入水20分钟，请注意时间、气压！”

“潜水员们在水底忙于测量、绘图等工作，有时会忘了时间，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提醒一下。”放下喇叭后，林立宪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上的浮标。他戴着一顶渔夫帽，防晒面罩几乎把脸全裹住了，只露出双眼。不仅如此，他全身上下只要是能用衣物遮挡起来的地方也全被遮得严严实实。“小伙子非常爱美。”陈浩在午休时调侃过他。

“这样就不会晒黑了？”记者问他。

“只可能不晒伤吧，晒黑是不可避免的。”林立宪是漳州人，说起话来带有闽南口音，“这几天手受伤了，我暂时不潜水。但只要一潜水，照样晒黑。”

一年里，有半年以上时间，上午七八点到下午五六点，在海上漂，阳光直晒，海风直吹。晒黑只是水下考古工作艰辛的一种体现罢了。

“热吗？”记者又问。

“当然热啦，浑身是汗，衣物完全贴在皮肤上，好不自在！”为方便与记者说话，他把面罩向下拉了拉，露出鼻子、嘴、下巴，以及因手指受伤而无暇收拾的胡子茬。

在水下考古队，女儿一年到头都难以见上父亲一面，唯有高考三天才享受到父亲的私家车接送服务；妻子承担更多家庭琐碎，且儿子尚小，一年中至少半年都只能用自己的出差天数换来丈夫的调休天数……这些令人动容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只是不值得一提的日常琐碎。

“工作嘛，都是这样的啦。”林立宪说。

一旁，谈到女儿即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喜怒不形于色的羊泽林，嘴角抑制不住上扬。

四

海上天气变化如变脸一般快。这给考古队员的水下操作带来难度。

记者跟船第一天。风浪很小，水质很清澈。陈浩将一团纸巾扔进海里测试。“你瞧，纸都还在那里呢，几乎保持静止。”他说，“平潮期是进行水下考古作业的最佳时期。”

“今天天气太好了！”第一天上午，完成了一次潜水的羊泽林说，“水下难得能见度很高，不过还不能跟三亚比。”这一天，他还从水下收获了些“宝贝”。

“水下是怎样的呢？”记者好奇地问，“像水族箱那样吗？”

“那不一样，泥沙很多，只有一些小鱼，它们察觉到我们后，会很快躲起来。”羊泽林的潜伴答道，“难得今天不用手电筒就能看见鱼，这是平日里很难见到的。常见的是，自己的双手举到眼前都看不见。”

第二天，风浪明显比第一天大很多，而且水质很差。据记者观察，一个上午，水下考古队没捞到一件“宝贝”。本来话就不多的他们，这下话更少了。

与想象不同，一次水下考古作业并非一场与鱼虾同游的浪漫海底之旅，他们面临的多是漆黑不见五指的情况，未知如影随形，而且十次下水至少八次一无所获。

中午，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甲板上午休，有的找来草席垫在背部，有的只扯了几张纸皮垫着。羊泽林是最后休息的，因过于疲劳，坐在塑料椅上竟也打起了盹，鼾声不断。

这两天在海上的风吹日晒让记者不堪重负，第二天中午脑袋就开始嗡嗡作响，接下去的每分每秒也都在忍受头痛中度过了。

后来，羊泽林告诉记者，尽管那天没有“宝贝”捞上来，但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从调查的角度来看，至少把这片区域的摸查工作完成了嘛。”他说。

水下考古，虽然有让队员们失落的时候，但也常常让他们感到工作的意义。

“记得有一次下水，我摸到了隔舱板，对，我摸到它的那一刻就断定那是隔舱板，这意味着什么呢？”羊泽林颇为激动地说，“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沉船的核心区！那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我按捺住内心的兴奋，马上看时间。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致测量出这艘沉船的长度和宽度。那一刻，我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好奇它的前世今生，接着就该思考如何保护的问题。水下的特殊环境让人的头脑反应总是慢半拍，所以，比起欣喜，急转脑筋的压力更快到来。发现沉船的那一刻，重任已在肩上。”（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 陈黎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