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5日深夜，平潭人民游击支队攻下平潭敌军主力据点“中正堂”，第二天8时前迫使警察局与县政府等处守敌向我方投降。5月12日，林荫率残余部队逃往白犬岛，平潭全岛解放，13日成立平潭县人民政府。在解放大军南下尚未到达福建的情况下，地方游击支队仅靠自身的力量解放一个县并成立人民政府，在福建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如从武器装备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角度来看这次解放，更属少见。

当时的平潭是孤悬海上的岛县，虽没有正规军驻守，但地方反动武装力量是全省中少有的强大。抗日战争时期有四个自卫中队的编制。抗日战争结束后，虽缩编为两个县自卫中队，却拥有二十多挺机枪与大批步枪、手榴弹。这些武器大部分锁在武器库里以备将来扩展队伍之用。1946年，曾焕乾计划在平潭搞武装暴动，目的就在于夺取这批武器。平潭自卫队贮备如此多的武器，是其他县所没有的。除上述两个自卫中队外，还有林荫（时任国民党平潭县长，后改任国大代表）私人武装、接兵连、盐缉队、警察局等约400-500人装备齐全的武装队伍，而游击支队虽发展到300多人，解放县城时却只有40余支长短枪，主要武器是大刀。敌我力量以及武器装备如此悬殊，而却能取得解放全县的胜利，原因何在？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探讨取得胜利的原因，总结经验，对发扬革命传统，重启新征程，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主客观形势来分析，取得胜利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平潭地下党组织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队伍，她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支有理想有抱负，真正为真理而奋斗的队伍。平潭人民游击支队，在“城工部事件”公开化之后，面临着内部清洗、外部围剿的两面夹击，不但没有垮下来，反而扩大了队伍，靠的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信念支撑着!

二、全体指战员都明白，这次以大刀对机枪的战斗是向党表明心迹从而洗雪被扣上“红旗特务”帽子不白之冤的唯一机会。大家无不抱着“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当冤鬼，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当烈士”的决心参加这次战斗。士气旺盛、群策群力、义无反顾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1949年1月至2月期间，闽中党公布城工部是“特务组织”，使城工部问题公开化，之后即派人来平潭捕杀游击支队政委——平潭、福清城工部领导人张纬荣，但遭到游击支队的坚决拒绝。为了消除误会，游击支队领导人多次向闽中游击司令部据理力争，最后一次于1949年4月，由吴兆英、高名山两位同志冒死找闽中游击司令部再次陈述平潭这支队伍是革命的武装，张纬荣绝不是特务与不能杀他的理由，力求争取闽中党的谅解。游击支队对党的无限忠心与信任的行动，终于获得由陈志忠代表闽中党交给吴兆英的一张粗纸片的“军令状”——“限四月初十（即阳历5月7日）消灭林荫反动武装部分或全部”（陈亨源签名），作为对平潭这支武装队伍的考验条件，吴兆英代表平潭游击支队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严峻的考验，如没有敢于以死明志的决心，很难想象以大刀为主要武器的队伍，敢于同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硬拼。

三、我军士气旺盛而敌人士气低落。1949年4月23日解放大军攻下国民党首都南京，国民党已无回天之术，大小官僚惶惶不可终日，而我游击队全体成员，受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鼓舞，高昂的士气正可弥补武器的劣势。

四、游击支队集中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根据作战武器主要是大刀而利于夜战近战的特点，制定了“出奇制胜、解放县城”的战略方针，先后采用了“声东击西”使其“群龙无首”、“内部开花”使其“意想不到”、“虎口拔牙”使其“措手不及”的战术。针对国民党主力驻守在“中正堂”内，游击支队制定出先围歼“中正堂”之敌，后解决警察局与县政府守敌的战术；利用下半夜敌人尚在梦中，突然冲进“中正堂”，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由于近战，敌我双方混战一起，使敌人的机枪无法发挥其威力，这些战术都是非常正确的；同时游击队看到国民党各部分的武装中，林荫私人卫队最顽固、最强大、最具有战斗力，如不设法将其调离县城，要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因此制定出佯攻林荫老家官井的计谋，诱使林荫回守官井。林荫果然中计，率其卫队回守官井，使围歼“中正堂”之敌的战略意图得以顺利实现。不然的话，林荫公馆听到“中正堂”的枪声，必然出来支援，假如不出来支援，要迫林荫投降也是不可能的。倘敌不投降，对抗时间一拖长，守在苏澳的国民党自卫中队必然反扑，那时内外夹击，打下“中正堂”也无法保证全局的胜利。所以用调虎离山计把林荫骗回官井，是非常高明的一着棋，可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步好棋。

五、由于敌我兵力过分悬殊，敌人有二十多挺机枪，而游击支队总共只有几十把长短枪和大刀，敌人不管怎样高明也绝不会想到游击支队敢于作出解放县城的决定。大刀打机关枪，不等于鸡蛋碰石头吗?正由于不相信游击支队会有此打算，也就不作此防备。这就是林荫会轻易地中调虎离山计的原因。游击支队低劣的装备正好起到麻痹敌人的作用。游击支队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心态，把劣势转化为有利于我方的优势。这说明游击支队领导核心有相当高超的指挥战斗的水平。

六、发挥内线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取胜因素。“中正堂”内的敌驻军，以自卫中队为主力。他们住在“中正堂”观众厅的三层楼的屋子里，其第三层与中正堂大厅后面楼座相通。接兵连与盐缉队之敌住在大厅的戏台上。敌人岗哨设在中正堂东边的边门。进此边门，右侧就是戏台（解放后改建“中正堂”，原戏台位置改为观众厅，原观众厅位置改为戏台，东边边门仍旧保留）。游击支队就是趁敌人换哨时冲进边门的。一进边门就直扑戏台的守敌。大厅后面楼座上的自卫队机枪只能朝大门口射击，企图封锁游击支队的进路，而不能向戏台上射击。半夜灯光灰暗，机枪无法准确射击封锁边门。当我方解决“中正堂”大厅之敌后，乘梯登上后座楼。如果此时拥有三挺机枪的自卫队顽抗，且居高临下，我方也就很难得手。

自卫队第一分队队长杨建福，是在曾焕乾计划搞武装暴动时作为内线打入敌人内部的。游击支队通过他掌握了部分士兵，不会对我方开枪，并利用敌中队长不在，第一分队长可代行中队长职责的权利，在游击支队人员冲上数人之际，他即下令投降。如果没有这条内线，100多人的自卫中队，从“中正堂”大门冲进去，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杨建福趁中队长不在，不准自卫队冲出“中正堂”。自卫中队既不冲出“中正堂”，也不关死通向自卫队后座楼上的小门，都为下令投降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场战斗中，内线工作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正由于内线工作的重要，张纬荣才亲自潜回县城落实，在返回据点时不幸被捕，游击支队为了营救张纬荣，才将解放县城的战斗从5月7日提前到5月5日。

七、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游击支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平潭早在1933年就有人参加革命，1939年起周裕藩、曾焕乾就把革命种子撒在平潭大地上。人民群众逐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解放贫苦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党，是坚决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党。通过十多年的抗战，人民群众公认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党。平潭人民游击支队这支只有几十支长短枪、大刀的武装队伍，能够在玉屿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不被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扑灭，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并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敌人一有举动，游击支队即可在群众掩护下，从任何一个澳口撤到辽阔无边的海上去。国民党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截堵游击支队。如果没有群众的掩护，平潭游击支队存活下去相当困难。他们拿起武器是游击队员，放下武器与老百姓一样。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无异，使敌人无法分辨。地下党的活动，游击队的建立，上面并没有拨经费，谁都没有拿工资，一切费用都得自筹。谁给经费？群众。谁给粮食？群众。谁给住的地方？还是群众。武器哪里来的？主要还是来源于群众支援。为什么这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党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把自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一个政党如果只为某个集团谋私利，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支持，那就很难生存，更不必说发展了。

平潭人民游击支队解放平潭已经70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只有真正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才能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如鱼水般的关系。时时记住自己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那么我们的红色政权就会长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是提醒我们一切都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不能忘了“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中，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

（执笔：蔡荫）